个人努力，或社会教育，拗不过生存的选择，改变不了生物基因设定的人性。

概括起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主张的全球治理目标就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换言之，回答好为什么全球治理如何全球治理谁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什么全球治理得怎样五个问题，就说清楚了全球治理概念。

公共服务的提供关系到每一个人基本人权的实现。在国际安全、发展与人权的国际秩序实践中，随着现代科技发展与社会变革，全球治理的理论不断丰富发展并转化为实践行动。不管是否借中国问题来干涉我国内政，我们都要以自信和实力来维护国际人权的健康有序发展，对推进人权全球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中国与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区域性国际组织等之间关于人权问题的坦诚对话，对进一步增进了解、减少分歧、扩大共识、求同存异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安全议题(包括传统的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也有发展(包括气候变化、减少贫困等)议题。

人权国际保护是指，国际社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文书的精神和原则，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采取适当措施，促使各国维护和保障人权，防止和纠正对人权的侵犯，为增进国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福利改善条件，以便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人享有基本人权的国际活动。（肖君拥，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教授。4. 思想是有意义（sinnvolle）的命题。

（一）纯粹法理论的认知论根基 尽管凯尔森断言法律规范是特定意志行为的客观意义，但该断言的哲学内涵以及如何从事实性的行为中获得其所称的这种意义，却并非是一目了然的。在我们的语言活动中，命题是表达思想的方式，因此也承载了意义。即便如此，关于凯尔森的法哲学思想，仍有两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另一方面，它与康德的认知论哲学关系密切，对前者的把握离不开对后者的理解。

因为维特根斯坦以箴言式的写作风格，从极为抽象的角度用三言两语就勾勒出了一个关于世界这一宏大主题的基本理解。所以，某人如果真的要否认或质疑法律规范的效力，他就不能对任何法律语句进行任何言说，但如此一来他就什么都不能否认或质疑了。

非自然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行动理由是镶嵌在命题里的，当命题为真即表明相应的规范性事实存在。而思想是不能由感官感觉的东西……感官可感觉的东西都排除在可以考虑真这个问题的领域之外。然而，并非所有的语词和语句都是同时具有意义和意谓的，同一个语词或语句的意义和意谓也可以是不相同的。这些规则也被视为反映了形而上学的模态。

同时，意义是客观的，因为它可以被多个人用以把握对象。反过来说，任何东西要具有法律规范性，它都要被置于这套结构当中，才能被转换为具有法律规范性的存在。[4]凯尔森进而指出，法律在本质上就是规范，因此是应然性的而非实然性的。因此，不管某人是否相信规范的效力或在实践上是否服从规范，只要他仍希望在法治文明的状态下参与对话或仍希望其主张获得合法性承认，那么他都不能否认或质疑基础规范的存在。

所以，一个客观为真的应然命题就是行为的意义。康德将人类的知识分为两类，它们分别是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前者是借助判断的主词和谓词的同一性所做出的说明性判断，而后者则是不借助这种同一性所做出的扩展性判断。

尽管凯尔森并未明确地从语言哲学中引入一套意义理论来阐明他的思想，但其所依赖的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思想与弗雷格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是内在相连的。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点，凯尔森还借助了新康德主义的哲学资源。

在此历史上第一部宪法之上的，是被预设为有效的基础规范，基础规范作为规范层级结构的最顶端，是效力链条的源头。为此，笔者试图从凯尔森法哲学中的两个关键范畴即规范与意义为出发，透视其理论的深层结构。因此，法律规范作为一种意义，实际上是法律命题的意义。尽管不同学派根据不同进路对法律规范性进行了大量论述并得出各式各样的结论，但凯尔森在纯粹法理论中所提供的进路，毫无疑问是自上个世纪以来最为深刻、彻底的理论尝试之一。一方面，这表明人们通过理解一个应然命题认知到了一个规范性事实以构成自己行动的理由。康德根据知识与经验之间的不同关系，将知识大致地分为先天的（a priori）和后天的（a posteriori）。

3. 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思想。[12] 参见同上注，第71页。

（二）康德-早期维特根斯坦模型之阐明 康德-早期维特根斯坦模型的最主要功能是实现从认知结构到语言结构的转变，并从中确定出一个原理性框架。[41] 参见［奥］维特根斯坦，［奥］弗里德里希•魏斯曼：《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徐为民，孙善春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55页。

详言之，在我们的语言活动当中，思想通过命题得到了表达，而由各种命题组成的系统就像一把尺子那样面对实在，经验对象通过这把尺子上的刻度被整理后才成为我们所认识的事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基础规范代表的是法治国所必须遵循的奠基性法则。

在《逻辑哲学论》刚面世的时候，对这三个术语的理解构成了解读维特根斯坦相关思想的第一道屏障。对于凯尔森而言，实现前述目的的关键就在于将法律科学作为一门认知科学，同时通过明确认知的对象的性质和特点来把其他不相干的对象排除在外。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于他们的理论中所包含的有关先验的思想。先天的指的就是先于或独立于经验的。

[28] Gottlob Frege, Sense and Referenc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57, Issue 3, 1948, p. 216. [29] See Tyler Burge, Truth, Thought, Reason: Essays on Fre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43. [30] Gottlob Frege, Sense and Referenc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57, Issue 3, 1948, p. 212. [31] See ibid, p. 213. [32] 对于弗雷格的上述思想，西方学界在后来有更为深入的探讨和批判性发展。二来，笔者无意为凯尔森的理论做全面辩护，只是希望能揭示出其思想中最有启发性及价值的地方。

[41]可见，维特根斯坦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哲学定位为一种通过语言哲学的角度对旧有的认识论范式的改造。自此，基础规范不再仅仅是法律观点的逻辑预设，而是法治国的根本法则。

四、结语 理论认知是一个累进的过程，缺乏中心视角的定位，即便在个别论题上能偶有所得，最终也难以串成一条珍珠项链。把基础规范与凯尔森关于行为与意义的论断结合，并借助早期维特根斯坦有关逻辑句法与意义的论述，将可以把基础规范从个人认知的视角中解放出来。

换言之，基础规范如何不再仅仅是法律观点的逻辑预设，而是作为法治此种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方式所普遍遵循的法则，将是亟需进行原理性研究的问题。而后者才能真正揭示出基础规范的思想内涵。其中的第一种功能尤为重要。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在逻辑空间中的诸事实就是世界，[43]这句话看似难以理解，但结合本文之前的阐释，还是能够明白这句话的主张的。

在《意义与意谓》一文中，弗雷格将名称、词组和文字等都归类为符号，而符号既有意义，也有意谓。[31]所以，意义是对象呈现给观察者的一种客观方式，而非表象或经验直观。

[32]意义之所是如此的，在于弗雷格将意义视为永恒的抽象实体，它们拥有独立于实际的心智活动或语言使用者的逻辑和语义属性。[39] 参见［奥］维特根斯坦，［奥］弗里德里希•魏斯曼：《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徐为民，孙善春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33页。

但一般来说，符号、符号的意义和符号的意谓之间具有如此的联系，即一个符号对应着一个特定的意义，而一个特定的意义对应着一个特定的意谓，但一个给定的意谓（一个对象）并不仅仅隶属于一个符号。那么，事实与事物是什么关系呢？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其他场合的表述，事实就是对事物的描述，因此事实本身就是对事物的一个认知判断。